周围那些被拴著的乾人俘虏，此刻正眼睁睁地看著金满仓在巴图尔面前摇尾乞怜。
没有人说话。
没有人有力气说话。
他们已经在这里被关了不知道多少天，也许是十几天，也许是一个多月。
时间在这里变得毫无意义，就像他们的生命一样，轻贱得不如草原上一根枯草。
那个三十多岁的妇人蹲在人群最边缘，膝盖上搁著一双骨瘦如柴的手。
她的指甲缝里全是泥，手背上青筋凸起，像枯树枝。
她已经多少天没吃到什么像样的饭了，每天只有一碗餿了的稀糊糊，勉强吊著一口气。
她看见金满仓跪在巴图尔面前，看见他把那一百两黄金双手奉上，看见他那张胖脸上堆满的、像麵团一样柔软的笑。
她嘴唇哆嗦著，喉咙里发出一声极低极低的、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声音：“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不得好死。”
声音很小，小到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见。
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妇人脸色刷地白了，猛地伸手捂住了她的嘴，眼睛惊恐地望向金满仓那边，像一只被惊动的兔子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“你疯了？！”年轻妇人的声音压得极低，带著哭腔，“被他们听见，咱们都要死！”
那中年妇人的嘴被捂著，浑浊的眼睛里涌出泪水，顺著沟壑纵横的脸颊往下淌。
她没有挣扎，也没有辩解，只是呆呆地望著金满仓的背影，望著那些正在被卸下车的铁器和盐巴，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熄灭，最后只剩下灰烬。
是啊，死。
她不怕死。
她怕的是死了也没人知道，死了也等不到那个远在边关当兵的男人回来找她。
她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，被藏在娘家隔壁村的地窖里，也不知道还活著没有。
她不能死。
她只是……不甘心。
不甘心看著这些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把大乾的铁、大乾的盐，亲手送到突厥人手里，磨成屠刀，长成气力，再砍向大乾百姓的头顶。
那年轻妇人鬆开手，也低下了头，不敢再看那边。
她不是不恨。
她只是更怕。
怕被打，怕被饿，怕被拖进那些黑漆漆的屋子里，被一群突厥兵按在地上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她已经经歷过太多次了。每一次都像死过一次。
而她现在，连死的力气都快没了。
更远处，一个头髮花白的老妇人靠著土墙坐著，怀里抱著一个四五岁的女娃。
女娃瘦得皮包骨，眼睛却很大，正怯生生地打量著周围的一切。
老妇人的眼睛空洞洞的，像两口枯了的老井。
她已经六十多了，本来不应该被留在这里——突厥人只留年轻能干活的女人，像她这样的，抓到就该杀了。
但她被留下了，因为她会煮饭，会缝补，突厥人说她“还有点用”。
她每天从早忙到晚，煮那些突厥兵抢来的粮食，缝那些突厥兵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裳。
她的腰已经直不起来了，手上的老茧比石头还硬。
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，不知道朝廷有没有派人来救她们。
不知道那个曾经说“边境有我在，突厥人別想过来”的將军是不是已经死了。
她什么都不想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