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阿梅走后的第七天，陈阿圆回到了泉州。她是一个人回来的。林清石要开车送她，她说不用，你自己走，我自己能回去。她从永春达埔的村口坐上了开往泉州的班车。班车是破旧的中巴车，车身是白色的，漆掉了一块一块的，像一条生了癣的狗。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，把那个蓝布包袱放在膝盖上。包袱里装著几件换洗衣裳、那本帐簿、一把梳子、一枚铜板，还有苏阿梅生前用的那把蒲扇。蒲扇是旧的，竹骨已经发黄了，扇面上破了一个洞，洞的边缘焦黑焦黑的，像被菸头烫过的皮肤。
车子开动了。她看著窗外。窗外的风景从永春的山变成泉州的平原，从树变成房子，从土路变成柏油路。她的眼睛看著这些风景，但她的心不在这里。她的心还在永春的山坡上，在那两座坟之间，在那把泥土里。
车子到了泉州，她在车站下了车，走回承天巷。巷子还是那条巷子，青石板还是那些青石板，青苔还是那些青苔。但巷子变长了，比几天前长了很多。她走了很久才走到铺子门口，家兴从铺子里跑出来，喊了她一声“阿母”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铺子的门开著。家安站在柜檯后面，正在给一个客人称金枣。他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了，一捏，一抓，一放，一称，准准的，不多不少。客人付了钱，走了。他抬起头，看见陈阿圆站在门口。
“阿母。”
陈阿圆走进铺子，把蓝布包袱放在柜檯上，打开包袱，从里面拿出那把蒲扇，掛在墙上，掛在扁担的旁边。扁担是黑色的，蒲扇是黄色的，黑色和黄色並排掛在一起，像两个站在一起的人，谁也不说话。
她看著那把蒲扇看了很久，然后转过身，走进后面那间小屋。小屋里还是老样子，床、桌子、椅子、灶台。灶台上有一锅粥，还温著，是家寧早上煮的。她盛了一碗，坐在灶台前的矮凳上，慢慢地喝。粥是地瓜粥，地瓜切得很大块，煮得软烂，用筷子一夹就碎。她喝了几口，放下碗，看著灶膛里的灰。灰是灰色的，不是黑的，不是白的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介於黑白之间的顏色。它曾经是木柴，木柴曾经是树枝，树枝曾经是树，树是种子长出来的。种子是陈远水从山上捡回来的，捡回来种在院子里，长成了龙眼树。龙眼树的枝被砍下来，劈成柴，塞进灶膛里，烧成了灰。灰又回到土里，土里的灰又被树根吸上去，变成新的树枝，新的叶子，新的花，新的果。
她把碗里的粥喝完了，把碗洗了放回碗柜，系上围裙，开始干活。她把货架上的罈子一个一个地搬下来，擦乾净，放回去。她把柜檯上的粗陶碗一个一个地洗了，擦乾，摆好。她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动作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但她知道不一样了。少了一个人。
一九八一年冬天，家兴在泉州上了学。学校是承天巷口的小学，离家很近，走路只要十几分钟。他背著一个军绿色的书包，书包是家安用过的，洗得发白了，上面印著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，字是红色的，已经褪成了粉红色。他每天背著这个书包，走在承天巷的青石板上，像一个小小的士兵，背著一个小小的行囊，走向一个他不知道的战场。
他不太会读书。不是笨，是心不在。他的心不在书本上，在永春的山坡上，在那棵龙眼树下，在那把蒲扇的风里。他坐在教室里，老师在黑板上写字，他看著窗外。窗外有一棵榕树，榕树的枝叶伸到窗前，有几片叶子贴在了玻璃上。他看著那些叶子，想起了苏阿梅。苏阿梅给他织过一件毛衣，大红色的，用膝盖磨的竹针一针一针地织。毛衣织大了，他穿了好几年还大，袖口卷了好几层，领口垮到了锁骨。但那件毛衣很暖，比任何一件衣服都暖。暖得他冬天不用穿棉袄。
他把那件毛衣从永春带到了泉州，叠好了放在枕头底下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他把它从枕头底下抽出来，闻一闻。毛衣上还有苏阿梅的味道，不是香水味，不是洗衣粉味，是一种说不清的、像阳光晒过的棉被的味道。
他闻著那味道睡著了。
期末考试的时候，家兴考了全班倒数第五。他把成绩单拿回家，放在柜檯上，低著头，不敢看陈阿圆的眼睛。陈阿圆拿起成绩单，看了一眼，放下，从陶罐里捏了一颗金枣，放在他手心里。
“吃了。”
家兴把金枣塞进嘴里，嚼了嚼，咽了下去。先酸后甜，吃到最里面那一点点的苦。他咽下去了。
“下学期努力。”
家兴点了点头。
一九八二年春天，陈家铺子旁边那棵石榴树开花了。那是家寧种的那棵，从一颗从巷子深处捡来的青石榴里挖出来的种子，种在铺子门口的土里，浇了水，等了三个月，发了芽，长了三年，终於开花了。花是红色的，不是大红色，是那种鲜鲜的、亮亮的、像刚流出来的血一样的红色。花瓣薄薄的，嫩嫩的，在阳光下透亮，像一张张透明的纸。花开了五朵，五朵挤在一起，像五个姐妹抱成一团。
家寧蹲在石榴树旁边，看著那些花。她已经十七岁了，个子长高了很多，差不多跟陈阿圆一样高了。她的脸还是圆的，眼睛还是大的，笑起来还是有两个酒窝。但她不再是那个蹲在石榴树旁边、用手拔草、用竹籤刻槓、用破陶罐浇水的小女孩了。她是一个高中生了，穿著白底蓝条的校服，梳著一条马尾辫，辫梢繫著一朵红色的塑料花。
“阿母，石榴花开了。”
陈阿圆从铺子里走出来，站在她旁边，看著那些花。五朵花在阳光里静静地开著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动作，就那么开著，像五只红色的蝴蝶停在了树枝上。
“你阿公最喜欢石榴花。”陈阿圆说。
“阿公见过石榴花吗？”
“见过。在永春的时候，我们家门口也有一棵石榴树。你阿公每天坐在树下的石凳上剥花生，花生壳扔了一地。你阿嬤说你阿公把花生都剥给鸡吃了，自己一颗都没吃。你阿公说，鸡吃了花生下蛋，蛋给你吃。你那时候还没出生。”
家寧看著那些花，看著它们在她的眼睛里模糊了。她没有哭，但眼眶热了。
一九八二年夏天，家安接到了一单大生意——把一车瓷砖从晋江运到上海。运费三千块，来回六天。三千块，够他还三个月的车贷，够陈家铺子进半年的货，够家寧交两年的学费。
他把车开到晋江的瓷砖厂，装了一千箱瓷砖。瓷砖很重，一箱有几十斤，他和搬运工一起搬了一个下午，搬完之后胳膊酸得抬不起来，手指被瓷砖的边角划破了好几道口子，血和灰尘混在一起，黑红黑红的。他用嘴吸了吸伤口，用胶布缠了两圈。他爬到车斗上，把帆布盖好，用麻绳扎紧，跳下来，坐进驾驶室，发动了车。
从晋江到上海，一千公里。要过福州、寧德、温州、台州、寧波、杭州。要翻过无数的山，要穿过无数的隧道，要经过无数的收费站、检查站、红绿灯。他从来没有开过这么远的路，从来没有走过这么远的地方。
他把车开上了国道，往北走。
车窗开著，风灌进来，吹在他脸上，把他额头上的汗吹乾了。太阳很大，晒得他的胳膊发烫，他把袖子放下来，遮住被晒红的手臂。
开了几个小时，过了福州。天快黑了，他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加油站，加了油，在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馆吃了一碗麵。面是牛肉麵，汤是褐色的，面上飘著几片青菜和几块牛肉。他吃著吃著，想起了陈阿圆做的面线。鸡汤底，面线是细的，滑的，一吸就进去了。荷包蛋是嫩的，蛋黄是溏心的，一咬就流出来了。他咽了一下口水，把碗里的面吃完了，把汤喝完了，付了钱，走出饭馆，坐进驾驶室，继续开。
夜里，他开到了寧德。天开始下雨了，雨不大，细细的，密密的，像有人在天上撒盐。雨刷在挡风玻璃上刮来刮去，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。他把车速降了下来，慢慢地开著。路很黑，车灯照在前面，只能看到一小段路，路是湿的，黑的，反光的。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一个黑影，是一个行人！他猛地踩了剎车，轮胎在湿滑的路面上发出刺耳的声音。
车子滑了好几米才停下来。他趴在方向盘上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心跳得很快，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。他抬起头，看著挡风玻璃外面。那个人已经走过来了，是一个老人，穿著一件黑色的雨衣，手里提著一个蛇皮袋，袋子里装著几个空塑料瓶。
“你走路不看路的吗？”家安摇下车窗，声音大得连他自己都嚇了一跳。
老人看著他，没有说话。
“你在高速上走路，不要命了！”
老人还是不说话。他站在那里，雨水从雨衣上滴下来，滴在地上，滴在他的蛇皮袋上，滴在他的破胶鞋上。他的头髮全白了，湿透了，贴在头皮上，像一顶白色的帽子。他的脸上全是皱纹，额头上有，眼角有，嘴角有，下巴有，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。
家安看著那张脸，忽然想起了陈远水。陈远水的脸也是这样的，全是皱纹，像一张被揉皱了的纸。但陈远水的皱纹里面藏著故事，藏著路，藏著从缅甸到泉州的三千里路。这个老人的皱纹里藏著什么？藏著在高速公路上捡塑料瓶的夜晚，藏著被雨淋湿的衣裳，藏著一双破胶鞋。
“上车。”家安说。
老人看著他，没有动。
“上车，我带你一程。”
老人拉开车门，坐进了副驾驶。他把蛇皮袋放在脚下，用脚踩著，怕它跑了。他把雨衣脱下来，搭在膝盖上。雨水从雨衣上滴下来，滴在座位上，滴在脚垫上。家安没有说什么，发动了车，继续开。
“去哪？”他问。
“前面。过了隧道有个村子。我家在那里。”
家安开著车，过了隧道，果然看到了一个村子。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，房子是石头砌的，屋顶是黑瓦的。他把车停在村口，老人下了车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，抽出一根，递给家安。烟是皱的，潮的，烟纸粘在一起了。
“兄弟，谢谢你。”